2000多年前，中国汉代的张骞出使西域，自此之后华夏大地与西域诸邦之间"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同样，在海上丝绸之路，郑和七下西洋，带去的是瓷器、茶叶、丝绸、工匠，东西方之间的地域联系也随之变得越为频繁，不仅仅是商贸往来，当地域之间联系密切，地域之间的不平衡因素将作为主导打破常态，进而演变成冲突、战争。

王可伟油画作品 《张骞出使西域》

我们将丝绸之路的内在着眼于地区，恰恰是因为这条不平凡的路不但有真金白银，更多的是鲜血。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更迭，它自有传奇。作者把丝绸之路开拓之功，记在了波斯帝国的名下。波斯人西接希腊，东联中亚两河之地，以军队和路网促使亚洲大陆两端商贸极大繁荣。之后又有亚历山大东征，而中国也在同步向西拓展，与西方世界在天山两端实现了对接。丝绸之路即“自地中海和黑海东岸至喜马拉雅山脉，这一东西方中间的地带”，在这里诞生了世界上伟大的“古波斯帝国”、史诗君王创立的“亚历山大帝国”、宏伟强盛的“古罗马帝国”，纷呈繁复的人类文明，不断崛起着的王国、帝国，这里自古便是世界的腹地，是地球的心脏，人类的起源地。这个地理位置也正是亚洲的心脏、地球的中央，更是告诉了我们，它的地位绝不是今天的中东，经常被世界所忽略，被人们理解为贫穷和战乱的中心。

丝绸之路

当蒙古人征服了亚欧大陆之后，亚洲欧洲之间的地域隔膜再一次冲破，重建了亚欧大陆的整个经济体系的同时，进入欧洲人视野中的不仅是蒙古，是整个亚洲，尤其是东亚。但蒙古人的征服行动给欧洲带来的最大影响，不是贸易、战争、文化或者货币，而是带来了草原上的鼠疫——“黑死病”。损失了三分之一的人口之后，欧洲的社会结构彻底重组，农民、妇女和劳工的地位上升，新的生活方式开始在欧洲出现。“黑死病带来的转型为欧洲西北部的发展奠定了长期的基础。18世纪的工业革命根植于瘟疫以后的世界：随着产量的提升，人们的野心变得更大，财富不断累积，同时消费的机会也变得更多”。（彼得·弗兰科潘：《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第十章）但这个结论可能有点牵强。工业革命的兴起，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黑死病的影响，似乎未必那么直接和主要。

一群中世纪的瘟疫医生，戴着鸟嘴形状的面具

地缘政治学将地理因素视为影响甚至决定国家政治行为的一个基本因素。中亚地区在地理位置上毗邻中、俄两大国，加之对阿富汗有着重要影响的美国，中亚地区以地缘为基础形成了中、美、俄三国博弈的利益格局。三国对中亚地区的着眼点各异，对该地区分别进行了战略计划布局。地缘格局中尤以地缘政治为主要因素，地缘政治一词由瑞典地理学家鲁道夫·契伦首创。美国地缘政治学家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认为：“地缘政治是指那些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情况的地理因素的相互结合，强调地理对政治的影响；战略是指全面而有计划地采取某些措施以实现某一中心目标，或指具有军事意义的重要资本；地缘战略则是将其战略考虑与地缘政治考虑合二为一”，（［ 美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 ：《竞赛方案—进行美竞争的地缘战略纲领》，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8年，第６页。）

兹比格涅夫·卡济米尔兹·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1928.3.28－2017.5.26 ）

波兰犹太裔美国人，作家，民主党人，美国前总统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美国著名地缘战略理论家，以极端反苏著称。

因而，不管是陆上丝绸之路还是海上丝绸之路，都会演变为各方力量的博弈。比如近年来南海争端等事件。中国自古以来重陆轻海进而导致在近代以来陆强海弱，因而在海上丝绸之路东南亚必成为焦点。东南亚是亚洲东南部向海洋的自然延伸，是连接东亚大陆与太平洋、印度洋的重要枢纽。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东南亚地区是亚洲大陆东南部地区，大陆与海洋的重要战略缓冲地带，各方力量汇聚于此——美、中、日、欧盟、印度和东盟国家，因此，这里也必然成为各方力量博弈的场所，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便在此处出炉。

中国始终的身份是一种角色扮演，古丝绸之路建在驼背上，建在经贸文化交流上，建在和平上。作为古丝绸之路沿线的重要国家，历史上的中国从没有寻求领土扩张和霸权，是输出者更是接纳者。也就是说，在2000多年以前，古丝绸之路就已经贯穿欧亚大陆，成为连接中欧文化交流、经贸往来的纽带。但是随着罗马帝国、汉帝国、蒙古帝国的相继崩溃，欧亚大陆间的陆上贸易遭到破坏,中欧贸易往来近乎断绝。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欧洲列强用枪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之后的100多年间，中国大陆战争不断，中欧经贸关系发展十分缓慢，且主要表现为西方列强对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的剥削和掠夺。冷战期间，分属于不同阵营的中国和欧共体间经贸关系的发展尽管受到了制约，但是仍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90年代初，冷战以苏联的解体而宣告结束，中欧经贸关系在90年代实现了快速的发展。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自提出以来，受到国内外舆论热议，主要有三。第一，与中国自身发展密切相关。中国对内深化改革、对外扩大开放。中国这些年来的发展有目共睹，当然在发展中也存在问题，如东部与中西部发展失衡。问题的解决需要进一步实现中国的发展和周边对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即是中国这一日程上睦邻友好政策的延展。

美国的新丝路战略不仅直接服务于阿富汗，也间接服务于其南亚战略和中亚战略。美国对另一个亚洲新兴大国印度表现出极大兴趣，不仅希拉里的新丝路演说在印度发表，而且其丝路战略构建也与印度紧密关联。美国新丝路战略的重要目标就是打通从印度至阿富汗的战略通道，将印度与阿富汗联系在一起，在稳定阿富汗的同时，也为美国在印度的未来进行规划。此外，美国新丝路战略也是对其中亚战略的未来谋划。美国试图在阿富汗国内建立稳定的政治秩序，促进经济发展，削弱恐怖主义，并以此为范本鼓励中亚其他国家遵照美国模式进行民主变革和经济改革，一方面既塑造一个对美国友好的中亚，为美国的经济和政治利益服务，另一方面也可以排斥中国和俄罗斯的进入，她在其《新丝绸之路战略》演讲中说，“让我们着眼一个新丝绸之路——一个经济与交通连接的网络。”，把中东、南亚、中亚都包括在内，想建立一种以美国为主导的战略格局。这一点在西亚北非的局势中已经得到充分验证。在中亚地区推行这一计划不会一帆风顺。显而易见这是一场地缘政治经济战略。因而“一带一路”与“新丝绸之路”必然会有竞争，但两者绝非不能实现相互之间的包容性发展。

习近平主席指出：“两千多年的交往历史证明，只要坚持团结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鉴、合作共赢，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完全可以共享和平，共同发展。这是古丝绸之路留给我们的宝贵启示。”这一包容性远瞩的宏观思维，应该是我们处理“一带一路”与“新丝绸之路”两者关系的指导原则。而丝绸之路必将是战略之路、和平之路。

本期编辑：陈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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